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有時候，當她三番五次呼喚他時，他就責備她。但是一看見她的溫柔的笑容，聽見她說：「我把你給折騰壞了，」他就怪罪上帝；但是，一想到上帝，他立刻就祈求上帝，饒恕他，憐憫他。

他有這些想法並非因為腦子閒閒沒事，找點而東西來想一想，這些思想是從他的生活條件裡產生的，是他一個人待在這與世隔絕的窮鄉僻壤裡深思熟慮得到的。

當一個人利用一種對人來說是新奇而不自然的思路，去誘導他獲得一種他早已知道的，而且它確切知道少了就活不下去的知識時，所有的哲學理論不都是這樣的嗎？只想憑著靠不住的推理方法回到盡人皆知的題目上去，這在每個哲學家理論的發展上不都是顯而易見的嗎？

如果上帝存在的主要證據就是他對什麼是善做了啟示，那麼這種啟示為什麼只侷限於基督教義呢？這種啟示和同樣也諄諄教誨人行善的佛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的信仰又有什麼關係？

人類有著可悲的缺陷，到了中年之後，不適於輕而易舉地改變工作性質。

從他的幼年開始，他自己的例子和他同伴的經驗已經真正地知道了。他們，這些年輕的人，比起他們老一倍的要漂亮得多。那些老人們，一輩子就沒過過城市生活，而且怕過那種生活。那時，他，葉復明，十三歲，已掄起了手槍，騎在馬背上，而五十年來他知道國家所有的地方就像一個婦人知道她孩子整個身體。但是現在，他在病房裡踱著步子，回憶著那些沿著克瑪河老人們死亡的情形──不管他們是俄羅斯人，達達爾人，或是烏特穆爾人，他們不咆哮，不抵抗，不自吹他們不會死。他們平靜地迎著死亡。他們老早就算計好了，一點一點地準備著，然後在一個好日子裡就決定誰可以得到母馬，誰得小馬，誰得手巾或外衣，誰得靴子。然後平平靜靜走了，簡直就像搬到另一間茅屋裡。

她把她的小手放在他的手裡，然後縮了回去。

似乎只有他們沒把祂丟棄，沒犧牲祂。也似乎只有他們沒放棄祂。
祂會不會放棄他們？
也許，在這樣的腐蝕人的痛苦下，犧牲祂很容易。

在我們的人生裡，我們應該告訴一個人說：「你是集體裡的一個？你是集體裡的一個！」而他就是這樣！但那僅是他活著的時候，當死亡到來時我們就把他從集體中解放出去。他可能仍是集體中的一份子，但他不得不獨自去死。他長了毒瘤是在他個人身上，而不是長在集體身上……告訴我，在此刻的世界裡你最怕的是什麼？不就是死！什麼是你最怕談的？死亡！你什麼東西，偽君子！

在他們所有的人生裡，他們都是走在人民前面的，領導人們活動的。當然也只有走在他們的前面，才能在他們的本質中發現自己。

他的思想在狂妄地奔馳、跳動而又燃燒，所有身體其他部分變得沒有感覺，就像上了麻醉藥。

如果我們最後看到某人是一個年輕人，他保存在我們記憶裡的該是個青年，經過長久時間他已變成白髮蒼蒼的老者，甚至在他死後多年，我們記得他的，還是那樣的年輕。

那是很詩意的，但不為詩人所了解。

每個人有不同的生活形式，每個形式包含著無數的問題。而有同一答案同一個人在同一形式下和這個地方機構永遠連結一氣，就是那個文卷圖表部門所要做的。每個人就這樣輻射出幾百條線，他們總和起來就上億了。假如這些線是有形的，織起來可以遮蔽天空，他的質量和彈性，巴士，街車，甚至人們自己也休想移動得了它，而也沒有一片被風吹落的葉片或紙落在街上。它既不是有形的，也不是物質的，但人們永遠感到它的存在。那種所謂透明文書圖表工作，是很少有成功的可能的。這觀念絕對真實而正確。每個人總會對自己的人生或多或少的否定或惑疑，因為每個人總有他的過失，如果去尋找，總有隱瞞的地方。這種無形的線索要弄得清清楚楚，自然就是那個錯縱複雜的文書圖表的工作了，自然就引起人民的敬畏，自然它就可以大弄其權了！

這個同事在這種一停一冷的接見下，就要開始去追問自己的心靈，也許犯過某種過失；而這種停頓，已在心靈裡種下了疑慮，也許真會在這種不是的心情下做錯事。

這就是審判他的法庭。對著它，沒有認識的，沒有承認的義務，無法防禦，不能說服。

他經常想到死亡是黑的，但那只是對它的接近，而死亡本身是白的。

一個太接近過的人不會完全死去的。看他、聽他，他就出現，他就存在，就一直伸展下去。

所有十年間的孩子都在這段時間裡生的，而同年齡的男人都死在這次戰禍裡。

主管醫生認為自己的地位不是永久的，不必冷酷無情，不必鞠躬盡瘁。但卻認為那是長久地表演要角的機會，是獎償的繼續，是權力和權利的關鍵，不能隨意放棄。

因國民黨移入而受害的一代，心中充滿怨懟，但無法公開表露和抵抗，只能在苟且委屈中求生存，而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但是這種寄託的內在精神，並不是鼓勵他們獻身社會改革，而是一種結合內心哀怨、對權力者委屈逢迎、以及自身求上進的「生存之道」。「避開政治、用功讀書、努力工作」成了主宰台灣社會的精神狀態。我們在《山路》和《夜行貨車》等小說中都不斷看到這種精神的複製。

改革必然剝奪威權統治菁英的利益，必然傷害懷念舊秩序民眾的情感價值，這些都是必須謹慎而公正處理的轉型正義難題。漸進改革的步調，有其特殊的社會代價，如今仍在延期償付。

「一句話也沒有說，絲毫警告都沒有，她打了我一個嘴巴。野蠻女人，真的是野蠻式的。」

不僅是不一致，卻又是很混亂的。

一個人穿著半軍事的大外衣，一個短胖的人物，不住的發笑；一個六呎多高的大個，也很健壯，極其靜默和陰沉，顯然是仗著拳頭主義的。有一個醫學校的學生，還有一個毛遂自薦的波蘭人。

最愚蠢的理由：不論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論他是誰，他總喜歡按照他選擇的方式行動，而絲毫不願依照理性與利益。然則人不僅可以選擇與他自己的利益完全相反的東西，有時甚至確實應當。無拘無束的選擇，自己的任性(不論何等放肆)，自己的幻想(不論何等瘋狂)──這就是我們所忽視的「最有益的利益」，它不能歸入任何分類，但任何系統與學說碰到它都會一成不變的粉碎無餘。

人所需要的僅是獨立的選擇，不論這種獨立需付出何等代價，亦不論這種獨立會把它導向何種方向。

理性所知道的是什麼東西？它所知道的僅是它所已學到的東西，(而有些東西，可能永遠學習不到；這很糟糕，但為什麼不坦坦白白承認？)而人類的本性卻是一個整體，它要做為一個整體來行動。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與它裡面的一切因素共同行動，而即使它走錯了方向，還是活下去。

有一個狀況，僅有一個狀況，人們有意識的、蓄意的欲望與他有害的事物，欲望愚蠢的事物，最最愚蠢的事物──僅僅為了取得欲望愚蠢之事的權利，而不願被拘束於僅僅欲望明智之事的束縛之中。

而人卻是膚淺而不合條理的動物，他很可能，像玩棋子的人，只愛遊戲的進行，卻不愛它的結束。而誰又知道，人類在世間所掙扎獲取的唯一目標不就是這種無止息的獲取過程而非所獲取之物？這種獲取過程的另一種說法，即是生活本身，而獲取之物乃是生活的結果，可以用公式加以表達，其確定性就如同二二得四。

近來我常常感到，為了一點瑣小的事情便容易激動，使我的生活和我對於生活的清楚看法都受到障礙，這種激動又有什麼意義呢？

他那出奇的消瘦也使我吃驚：他幾乎就好像沒有肉體一樣，除了皮包骨頭以外，彷彿一無所有。

老人機械地望著謬勒，依舊是那麼呆頓的臉上，顯出一種紛擾的思念，一種不安的激動底痕跡。

在這個可憐的老人底馴順而服從的慌張中間，有種東西是那樣激動著人們的同情和那樣絞壓著人們的心。

為什麼一個人所希望的要比能實際得到的更多呢？這失望常常是存在這種人的心裡。他們最好是安靜地住在他們的角樓裡，不要跑出到社會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