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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五官鑴刻得有稜有角——上鷹嘴鼻，豐潤的嘴，下巴的線條宛如危巖峭壁——但他臉孔引人側目，主要是因為它活似一塊空白石板，只等別人刻下誡令。

我從來不知道該怎麼訂價。我的時間只有對我才有意義，它對別人值多少我怎麼知道？如今我已經刻意調整我的生活方式，希望盡可能不要介入別人的生活。那我又該跟強迫我介入的人收多少才算合理？

他沒問下去。奇怪的是，這比他問了還叫我難堪。

「咖啡跟酒，奇怪的組合。」
「是嗎？」
「酒叫你醉，咖啡叫你清醒。」
我搖搖頭。「咖啡從來沒法叫人清醒，它只能撐著你不睡。拿壺咖啡奉送酒鬼，兩個加到一塊只是個睜眼酒鬼。」

天主教堂從我身上拿到的錢比別人要多。不是我偏心，只是因為他們開門的時間較長。不是週末的話，基督教堂大部分都關了門不做生意。

我知道下一步一定逃不掉。我一直躲躲閃閃。但它老不鬆手，我沒辦法永遠躲著不理。現在不做，更待何時？

我從布魯克林回來時頭痛欲裂、口乾舌燥。我止渴的功夫做得比止痛徹底許多。

有件事我早就學到：不需要知道對方在怕什麼，知道他在怕就夠了。

搜書架時，如果可以任意翻閱，然後往地毯隨手一丟，工作效率自然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你得把每本書整整齊齊的擺回原位，二十分鐘的工作準可以拖上兩個鐘頭。

「唔，他們年輕貌美的時候，你不會在意他們花錢太少，他們是我這兒的最佳室內擺飾，你知道。他們可以招徠顧客。」

我暗自納悶，不知道她臀部一扭一扭是為了給我養眼，還是她天性如此。

你得適可而止。你永遠不可能查出所有真相；不過你永遠可以查到比已知的多。

這樣做八成是浪費時間，不過我做的事其實全是浪費時間，看你從什麼角度看。顯然我裡頭有個什麼，命令我非得浪費時間不可。

保重。我覺得大家好像是近幾年來，才在道別時說這兩個字。人人開始有了危機意識，整個國家陡然意識到，我們在一個隨時需要保持警覺的世界。

我深深看進溫蒂的眼睛，我們過去這幾天變得非常親密，她跟我。我現在對她的了解恐怕已經超過她能接受的程度。

我們還滿合的。有那麼一會兒，所有難解的問題都不見了，躲在陰暗角落。

值法人員的辛酸很難跟人說，甚至無法和伴侶討論。當你看了一整天的屍體和截肢，如何能把這話題帶回家？尤其當死者是小孩時更是不堪。你無法在吃飯時說：「我今天辦了一件強暴謀殺案。我把這個案件情節說給你們聽聽。」這也是為何警察常和護理人員結婚的原因，反之亦然，這樣他們才能體會彼此的工作。

依我之見，這些心理治療師、心理學家和社工人員都很年輕，又充滿理想主義，覺得可以改變他們。其實這些人常常不明白一點，那就是當他們在評估這些罪犯時，他們所評估的正是一群評估他人的專家。

差別在於，從事心理工作的專業人員是從人格開始，從這個角度推衍出行為；我和我的同事卻是先從行為開始，然後從行為的角度推衍其人格。

犯罪行為與其說是心理疾病，不如說是個性上的缺失。

「心神喪失」(insanity)是一個法律觀念，而非醫學或心理治療上的術語，它並不表示某人是不是「有病」，而只是表示某人能不能為其行為負責。

美國人有種認為事情總會變好的特質，永遠都有機會改善，只要我們去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但是我看得愈多，對於某些類型犯人的更生就愈是悲觀。他們童年所經歷的通常都是很可怕的事，這表示他們遭受的傷害難以在日後復原。和法官、辯護律師、精神專業人士願意相信的正好相反，獄中行為良好不見得就表示出了監獄會有正當的行為。

我常開玩笑：如果一名人犯說他有多重人格，那麼只要我抓到犯罪的那個人格，我就會把無辜的那個人格放走。

任何做得出如此駭人可怕的事的人，一定是真正「有病」——我不會反對這種看法。但是他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是錯的嗎？他是不是仍然選擇要去做？對我而言，這才是重要的問題。

從沒有一個連續殺人犯會「身不由己」到敢當著警察的面去殺人。

別人認為他們很怪，也不會認真看待他們，於是問題隨著時間惡化。他們會把注意力放在一項任務上，使他們的生命有些意義。這是他們頭一次感受到自己有控制力，而他們喜歡這種感覺，這一點會使他去冒更大的險，而愛冒險的人都具有危險性。

如果我看到信中的語氣愈來愈嚴厲，急迫（「你沒有回我的信！」），我就會正視這件事。持續這種妄想且強迫式的嚴厲，不論在心理上或心靈上都是耗盡心力的事。要不了多久，這人就會開始崩潰。

我們只能以一種實驗的權威性說：女性似乎將所有感受內化了。她們不會去攻擊他人，而比較容易藉酗酒、吸毒、賣淫及自殺來懲罰自己。有些人則會在自己的家庭裡重複所受到的身心凌虐……從心靈健康的角度來看，這是非常有傷害力的。但是女性殺人的方式和行兇的人數與男性大相逕庭，這確實是個事實。

如果你認為解決之道在於學校，你也要求太多了。

更多警察、更多法院、更多監獄、更加的調查技巧誠然不錯，但是要減少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要問我們全部人，是不是都能夠不再接受、容忍發生在我們家庭、朋友、同僚身上的犯罪。這是得自犯罪數遠比我們國家低許多的其他國家的教訓。以我的觀點，只有這種根本的解決之道才有效。犯罪是一個道德問題，只有從道德層面才能夠解決。

只要在公園長椅上發呆的時間一久，就會發現風景這種東西其實要有意識才看得到。泛著漣漪的池子、長著青苔的石垣、樹木、花朵、航跡雲，這一切雖然盡收眼底，其實等於視而不見，只有在意識到其中一樣事物，例如意識到在池面上游泳的水鳥時，水鳥才會從周遭的一切中切割出來。

她的耳垂上，該說是耳環嗎，嵌著一個大小像戒指般的粗厚金屬，開了個圓洞。空洞的另一邊，看得到駒澤路上塞住的車陣。

新聞畫面，特別是播報戰禍的影像，關掉聲音來看的話，人類就只是一具具軀體，這在螢幕上成了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給人一種新的衝擊。一旦轉開音量，不論是賓拉登、布希、包威爾、夏隆、阿拉法特，或是新聞旁白，吐出的都是連串艱澀的詞句，彷彿那些詞句孕育出思考，而這孕育出的思考又在醞釀著什麼。如果把聲音關掉，就完全無法看出人類的思考了，所看到的只是或走、或坐、或躺的人類軀體罷了。

穿了五年的運動褲鬆緊帶已經鬆了，只要一邁出步伐就會往下滑落。我想把褲繩綁緊，不過一邊褲繩的前端縮到繩口裡去，找不出來了。

錄放影機的時鐘顯示我打電話的時間是「20：34」，掛上話筒後是「20：43」。差一分鐘就正好十分鐘了，我並不是說要用那一分鐘來說什麼，只是覺得應該可以用那一分鐘再說些什麼。

她一派輕鬆的模樣，彷彿身上若是掛了條圍裙，八成還會在上面抹抹手吧！

簡而言之，只要在插花的時後想像花器上方有個透明的球體就行了，而花辨識插在那個球體的內部。從花器往上方正中間延伸的花材稱為「真枝」，搭配真枝有朝左延伸的「副枝」，和向右延伸的「體枝」。插花就是由這三種役枝所構成的。

只要和鞠子在一起，就會覺得整個人鬆懈下來。那是一種和別人在一起無法體會到的奇妙感受，我的眼前浮現人造衛星脫離軌道後，失去衝勁的背影。

她希望我放下沈重的貨物，輕盈地四處飛躍。不過我卻害怕真要這麼做的話，就會如同漂浮於大海中的泡沫，不論隨波逐流到哪裡，最終都會破滅消逝。

殘酷的語言多半都是出自於浮著笑意的雙唇間。

在山間迴響的煙火聲蓋過了我的聲音，我對渺小的自己很失望，但我之所以沒有被逼到絕望，只因為我對大自然與煙火抱有崇高的敬意，就只是如此平凡的理由。

不過，我們必須把自己的畫作展示出來讓某人買下，選用的畫框想必會大幅改變畫作給人的印象。完全放棄任何商業性的行為，說不定會改變自己作品本來的意義，那樣等於是完全沒有保護作品。

我們早已過了會自作多情的年紀；我們已經到了就連假裝自作多情而招來惡評，都視為一種工作的年紀。

而且，我早已隱約的察覺，我們的工作也在漸漸減少。過去令我恐懼、讓我成長的後輩們也已邁向新的人生了。我可以肯定的說，我們那彷彿永無止境的無藥可醫的歲月，絕非只是荒唐的騷動。我們是真的感到恐懼，我們打從心底恐懼父母、戀人日漸老去，一切將會再也來不及。我們是真心害怕自己主動結束夢想，彷彿舉世皆為陌生人的頁晚一再來臨。

劇場這些年來累積的笑聲，都被這骯髒的牆壁吸收，觀眾一笑，牆壁也會跟著一起笑。

耗費長時間一直在做沒有必要的事情很可怕吧？在僅此一次的寶貴人生中，挑戰或許會完全沒有結果的事情很可怕吧。排除無謂的徒勞，也就等於是在迴避危險。無論是膽小、自作多情或是無藥可救的笨蛋都行，總之只有敢站上充滿風險的舞台，全力向顛覆常識去挑戰的人，才能夠成為相聲師。透過這耗費漫長時光的莽撞挑戰，我認為我已得到自己真正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