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戀也是一場革命：既定生活那種單調、井然的秩序在瞬息間被粉碎殆盡，青春征服了障礙、高舉起她的旗幟──不管在前面等待她的是什麼，是死亡抑或新生──她都致上熱情洋溢的禮敬。
一個人向你宣佈，而且語氣平靜：「我打算娶妻」；可是誰也不會平靜地說：「我打算投河」。可是──這兩者又有什麼區別呢？奇怪，真的。
當她那強健有力的身體裡，突然出現某種溫柔和謙恭的特質、某種少女般的羞怯的時候(雖然可想而知，她怎麼可能會有這些特質呢！)那個時候，事情就是會走向另一個危險的極端。
當他看見她出現在自己的門檻時──她手挽深藍色騎服的候擺，梳成辮子的鬈髮上帶著一頂男式小帽，臉上是垂到肩膀的面紗，嘴角、眼睛、整張臉上都露出挑戰似的微笑──這個時候他在想些什麼，歷史選擇對此保持緘默。
文明
所謂的文明，並不是我們的、不是東洋的東西，它指的是西洋的東西。「文明」與「文化」這兩個詞彙在學問上說起來是有些差別，但是生活中並沒有。「文明利己」，便是說我們閱讀文明，受到洗禮之後，就能讓自己擁有一些特別的機會。
現代
所謂的現代，指的是人類自古早的共同社會生活型態中，分工合作，進而發展成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果。不過這種型態並非馬克思在談的共產社會，而是共同社會。而一個社會要生存，就需要有一個地盤。這個社會和那個社會的地盤往往會伴隨著人口膨脹而彼此衝突、發生戰爭。一旦發生戰爭，沒有組織就一定會輸，所以才會出現共同社會中的領導者，這也是剝削的開始──共同社會開始變成束縛人性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
然後這封建社會因為幾個因素慢慢瓦解：十字軍東征、發現新大陸。
像台灣在封建時代，台北人即便知道旗後(高雄)、大墩(台中)，但都不曾去過，這種情況對商業、資本主義市場擴大的需求來說，是很大的障礙。
亞當斯密曾說：從瑞士到柏林要經過二十三位封建領主、課二十三次的稅金。於是受不了的商人就聯合農民以及工人去打破封建制度，開始形成了所謂的「現代化」。
而現代化的第一步就是承認：人是社會中存在的個體，而不是只將社會看作一個整體。第二就是：發現個性、承認人的權利。個人意識的逐漸覺醒，人的人性還有人道主義受到重視，都可視為現代化的開始。
落
以前計算房屋的單位稱為「落」、一落二落三落等等。
節慶
我童年的生活中，正月就是過年，二月二是天公主，三月二三是媽祖生，四月迎媽祖，五月有端午節，七月是普渡，八月是中秋，九月是重陽，十月是立冬，十一月是搓湯圓冬至，十二月還有一個尾牙。
本土與本地
我覺得現在對於「本土」一詞的概念，是那些起頭倡議的人沒有歷史觀造成的。以前講「本土」指的是中國，稱呼咱自己的則說是「本地」。這些都是民間社會所產生出來的，而不是由一個有知識的讀書人創造的。
日本政府來台，那些唐山人、本土人、內地人開始回去中國，等到決定國籍日後，這些人大多已經走光了。而留在台灣的多是「本地人」。本地人是指那些已經把台灣當成家鄉的人。
警察
說到日治時期台灣的警察，普通的警察叫「巡查」，台灣人裡面也有做警察的，叫作「巡查補」。
中華民族主義
所謂的民族主義有兩個面向，它一方面是侵略的、反動的，但另一方面也是進步的。在我參與抗日運動的時候，中華民族主義還可以算是反封建、反殖民地的進步的民族主義，但是戰爭結束以後，做為勝利者的中國人，來台灣卻胡作非為、變成了退步的民族主義。像現在中共也是支持處在統治地位的國民黨，而不支持我們台灣，或者像新疆、西藏等地，中共對他們採取的也是反動的、侵略的民族主義。
台獨
獨立是個理念，理念要有原則、要有個起始。像很多人就喜歡用「民族主義」作為起始──不過民族主義這個詞會翻譯上好像不太有共識。state是國家，nation是民族，意思是指民族國家、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台灣的學者們也許是不知道，也許是想標新立異，我說民族主義，他們就說國民主義、國家主義、國族主義，其實都是自個兒的發明。
政治工作第一重要的是感情，第二重要的是思想理論化以及傳播啟蒙，第三才是行動。
國台合作
中共建國以來，日本本來跟中共是對立的，等到一九七一年中日復交，國民黨便趁著這個機會，呼籲台灣人要一起反共，開始積極派人到日本來、要獨派與他一起合作，這就是所謂的國台合作。國民黨不只來日本，同時也派人到美國，不過口號改成「革新保台」。
左右
其實所謂的左派、右派並沒有絕對的區分，左派裡可能有右傾的分子，右派裡也可能有左傾的分子，像共產黨裡面就會分右傾、左傾。以依般世界通用的說法來講，政治態度比較保守的就是右派、比較進步並為大眾發聲的就是左派。
地下工作
第一，單線領導；其次，不必要的事情不必說──只要讓我知道什麼時候你要做什麼、有哪些人，其它都不用告訴我；第三項，要學會忘記，不重要、沒關係的事情即使聽到了，也要把它們全部忘記；第四項，不能留信、備忘錄等等白紙黑字，最後，要遵守紀律。大家都認為地下工作危險，但真正危險的其實不是「涉險」，而是你有沒有確保同伴的安全、是否各項細節都能作到滴水不漏。
左統
台灣有一批自稱左派、親共的學者曾大肆批評我，我反而認為他們馬克思主義念得不夠正確又過於教條：首先，他們沒有意識到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動機，是為了恢復人性；其次，馬克斯雖然贊成必須靠暴力與資本主義鬥爭，但是他也認為一旦取得政權就應該恢復民主。之前我在台大門口靜坐時，王曉波有來見我，幫中共說好聽話，我只問他一句：『你像中共靠攏的原因，究竟是根據民族的立場，還是階級的立場？』他就自己走到一邊去了。一旦他回答民族，那麼他階級的立場不就不見了嗎？我希望大家記住一件事：殖民地必須先有民族的解放以後，才可能有民主。而台灣如果沒有獨立，台灣人擁有的都是假民主。
馬克思
馬克思的思想主要從希臘的物質主義與觀念主義出發，物質主義與觀念主義是西洋哲學的兩大主流。其實物質與觀念兩者本來不是相互對立、而是一體兩面的，但在十八世紀傳到日本時，卻被翻譯成唯物論和唯心論，容易讓人誤以為它們是相對的。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多數參照日本的翻譯。唯心論認為世界沒有發動力，需要一位超然於世界與人之外的絕對者來予以啟動才會開始運行，這一為絕對者或許可以被稱為神。
唯物論是說：世界當中存在著矛盾，矛盾就是反，反了以後會合，合了以後又會反，這即所謂正、反、合的辯證法則，辯證法跟唯物論是一個銅錢的兩面，馬克思正是將唯物論和辯證法結合再一起，形成唯物辯證論，當作研究的基礎。
雖然馬克思使用唯物辯證法，但他的學說卻容易走上基督教一元的、不容許其他意見絕對論，像很多人就以為，只要解決階級問題，其他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如今，現代大眾的知識都已經提高，不可能只有一元觀點，世界存在物質與觀念，若要求進步，唯有物質和觀念相互辯證與影響才有可能。
第二國際
第一國際垮台以後，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分成兩條：一條是不用武力，以民主的方式來達成社會主義，像現在的北歐四國和德、英、法國等，他們都有社會主義政黨，社會福利方面的政策是全世界最進步的；另一條則是使用暴力來達成社會主義，像列寧、史達林等人。
但採取暴力路線者，往往在革命成功、取得權力之後，會走向獨裁。
凱因斯
凱因斯認為，第一：必須創造有效需求，提高員工薪水，讓他們可以購買自己工廠生產的產品；第二是社會福利，透過像富人課教重的稅金，讓國家可以實施失業保險、健康保險等社會福利政策；第三則是金融管制，及國家介入銀行等金融機關的管理。簡單來說，凱因斯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看似彼此對立，但如果資本主義不往社會主義靠攏的話，資本主義本身也會自我瓦解。
民粹
俄語裡面有一句話叫「到群眾裡去」，正是要知識份子和大眾打成一片。這句話產生的背景大概在帝俄時期，當時很多貴族子弟到法國留學，受到自由、民主氣息的薰陶，回國後憑恃著年輕人的熱情與正義感，把土地發放給農民、意圖打破封建社會對人的束縛。不過中國五四運動前後，這句話卻被陳獨秀與李大釗等人翻譯成「民粹」，原本是好的意思，後來變成一句罵人的話，台灣現在就經常拿這個詞彙亂批評，實在很落伍。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有時候，當她三番五次呼喚他時，他就責備她。但是一看見她的溫柔的笑容，聽見她說：「我把你給折騰壞了，」他就怪罪上帝；但是，一想到上帝，他立刻就祈求上帝，饒恕他，憐憫他。
他有這些想法並非因為腦子閒閒沒事，找點而東西來想一想，這些思想是從他的生活條件裡產生的，是他一個人待在這與世隔絕的窮鄉僻壤裡深思熟慮得到的。
當一個人利用一種對人來說是新奇而不自然的思路，去誘導他獲得一種他早已知道的，而且它確切知道少了就活不下去的知識時，所有的哲學理論不都是這樣的嗎？只想憑著靠不住的推理方法回到盡人皆知的題目上去，這在每個哲學家理論的發展上不都是顯而易見的嗎？
如果上帝存在的主要證據就是他對什麼是善做了啟示，那麼這種啟示為什麼只侷限於基督教義呢？這種啟示和同樣也諄諄教誨人行善的佛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的信仰又有什麼關係？
人類有著可悲的缺陷，到了中年之後，不適於輕而易舉地改變工作性質。
從他的幼年開始，他自己的例子和他同伴的經驗已經真正地知道了。他們，這些年輕的人，比起他們老一倍的要漂亮得多。那些老人們，一輩子就沒過過城市生活，而且怕過那種生活。那時，他，葉復明，十三歲，已掄起了手槍，騎在馬背上，而五十年來他知道國家所有的地方就像一個婦人知道她孩子整個身體。但是現在，他在病房裡踱著步子，回憶著那些沿著克瑪河老人們死亡的情形──不管他們是俄羅斯人，達達爾人，或是烏特穆爾人，他們不咆哮，不抵抗，不自吹他們不會死。他們平靜地迎著死亡。他們老早就算計好了，一點一點地準備著，然後在一個好日子裡就決定誰可以得到母馬，誰得小馬，誰得手巾或外衣，誰得靴子。然後平平靜靜走了，簡直就像搬到另一間茅屋裡。
她把她的小手放在他的手裡，然後縮了回去。
似乎只有他們沒把祂丟棄，沒犧牲祂。也似乎只有他們沒放棄祂。
祂會不會放棄他們？
也許，在這樣的腐蝕人的痛苦下，犧牲祂很容易。
在我們的人生裡，我們應該告訴一個人說：「你是集體裡的一個？你是集體裡的一個！」而他就是這樣！但那僅是他活著的時候，當死亡到來時我們就把他從集體中解放出去。他可能仍是集體中的一份子，但他不得不獨自去死。他長了毒瘤是在他個人身上，而不是長在集體身上……告訴我，在此刻的世界裡你最怕的是什麼？不就是死！什麼是你最怕談的？死亡！你什麼東西，偽君子！
在他們所有的人生裡，他們都是走在人民前面的，領導人們活動的。當然也只有走在他們的前面，才能在他們的本質中發現自己。
他的思想在狂妄地奔馳、跳動而又燃燒，所有身體其他部分變得沒有感覺，就像上了麻醉藥。
如果我們最後看到某人是一個年輕人，他保存在我們記憶裡的該是個青年，經過長久時間他已變成白髮蒼蒼的老者，甚至在他死後多年，我們記得他的，還是那樣的年輕。
那是很詩意的，但不為詩人所了解。
每個人有不同的生活形式，每個形式包含著無數的問題。而有同一答案同一個人在同一形式下和這個地方機構永遠連結一氣，就是那個文卷圖表部門所要做的。每個人就這樣輻射出幾百條線，他們總和起來就上億了。假如這些線是有形的，織起來可以遮蔽天空，他的質量和彈性，巴士，街車，甚至人們自己也休想移動得了它，而也沒有一片被風吹落的葉片或紙落在街上。它既不是有形的，也不是物質的，但人們永遠感到它的存在。那種所謂透明文書圖表工作，是很少有成功的可能的。這觀念絕對真實而正確。每個人總會對自己的人生或多或少的否定或惑疑，因為每個人總有他的過失，如果去尋找，總有隱瞞的地方。這種無形的線索要弄得清清楚楚，自然就是那個錯縱複雜的文書圖表的工作了，自然就引起人民的敬畏，自然它就可以大弄其權了！
這個同事在這種一停一冷的接見下，就要開始去追問自己的心靈，也許犯過某種過失；而這種停頓，已在心靈裡種下了疑慮，也許真會在這種不是的心情下做錯事。
這就是審判他的法庭。對著它，沒有認識的，沒有承認的義務，無法防禦，不能說服。
他經常想到死亡是黑的，但那只是對它的接近，而死亡本身是白的。
一個太接近過的人不會完全死去的。看他、聽他，他就出現，他就存在，就一直伸展下去。
所有十年間的孩子都在這段時間裡生的，而同年齡的男人都死在這次戰禍裡。
主管醫生認為自己的地位不是永久的，不必冷酷無情，不必鞠躬盡瘁。但卻認為那是長久地表演要角的機會，是獎償的繼續，是權力和權利的關鍵，不能隨意放棄。
因國民黨移入而受害的一代，心中充滿怨懟，但無法公開表露和抵抗，只能在苟且委屈中求生存，而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但是這種寄託的內在精神，並不是鼓勵他們獻身社會改革，而是一種結合內心哀怨、對權力者委屈逢迎、以及自身求上進的「生存之道」。「避開政治、用功讀書、努力工作」成了主宰台灣社會的精神狀態。我們在《山路》和《夜行貨車》等小說中都不斷看到這種精神的複製。
改革必然剝奪威權統治菁英的利益，必然傷害懷念舊秩序民眾的情感價值，這些都是必須謹慎而公正處理的轉型正義難題。漸進改革的步調，有其特殊的社會代價，如今仍在延期償付。
「一句話也沒有說，絲毫警告都沒有，她打了我一個嘴巴。野蠻女人，真的是野蠻式的。」
不僅是不一致，卻又是很混亂的。
一個人穿著半軍事的大外衣，一個短胖的人物，不住的發笑；一個六呎多高的大個，也很健壯，極其靜默和陰沉，顯然是仗著拳頭主義的。有一個醫學校的學生，還有一個毛遂自薦的波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