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新版序

我們正確地知道,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永遠改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但為何我們不能對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以及東方主義持續至今的行徑,也從認知的層面脫胎換骨?

想實踐奧爾巴哈與其前輩談論並嘗試的與文學理解方式,主要的條件就是讀者要感同身受且主觀地進入文本的生命當中,並從其時代與作者的角度來觀照。「世界文學」運用的語文學並不會疏離與敵視不同的時代與文化,而是要以寬闊胸襟與溫暖善意來發揚深厚的人文主義精神。

認識東方

對「臣屬民族(subject races)」的知識,或對「東方人」的知識,都使得歐洲在統治東方時,方便並且有利可圖。知識帶來權力,而更多的權力,需要更多知識,如此形成了資訊和控制的辯證關係,一種讓歐洲有利可圖的辯證關係。

東方像一個判決的對象(好像法院判例)、一門被研究的學問(好像在課程中)、一個被規訓者(好像在監獄或學校裡),或是像一隻被描繪的動物(像在動物學手冊中)。而重點是在這樣多的比喻性的個案情況下,東方完全是被西方的霸權用控制性的框架(dominating framework)所涵蓋和再現。

在文字上,歐洲掌控了更多的東方知識。而歐洲大舉擴張領土的時間,正好和「東方主義」的知識和研究機構大幅擴充的時間相吻合。從1815年到1914年的一世紀內,歐洲直接控制的地球表面積從35%,暴增到85%,每一個大陸都被影響了,最徹底的就是亞洲和非洲。

某方面而言,東方主義就好比圖書館或資訊檔案,被大眾一致地認定、遵守。但這些檔案,其實是依照一套家族相似的概念,和一些西方社會已經證明有效的價值觀,二者的規範下收藏的。

簡單的說,東方主義是一套型塑思想的條件限制,而不是一個正式學說。

東方學專家的觀念,在19世紀和20世紀,分別採取了不同的形式。最早的形式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出的東方文學,突出的文學表現是承繼歐洲文學傳統。我假定,這就是近代「東方主義」的發軔,也是所謂的「東方文藝復興」的起源,就如同奎內所稱。突然之間包括政客、思想家、藝術家,都對東方興起一種新的關注:從中國到地中海。這種東方熱的風潮,部份因為來自東方新的文本,如梵文、波斯的祆教經典、阿拉伯文被西方發現、翻譯,但同時也是一種新的東西方關係已開始的影響所致。對我的目的而言,這心關係的關鍵歷史事件,就是拿破崙於1798年征討埃及。

東方作為一西方知識的集合體就被西方現代化了。

其實這種針對東方的特殊研究,就是「東方主義」,特別之處在於它強調有用(因為研究範圍有限),而和其他的知識形式分離。為了讓這種知識有用,環繞著知識的產生過程,同時是一個階層式的權力主體的形成,階序由低而高的方向,就是由東而西,形成一個嘲諷性的存在的鎖鏈(chain of being)

想像的地理和其再現:東方化東方

有兩個突出的指標:第一個指標是史瓦柏在其著作《東方的文藝復興》所對東方主義定下的百科全書式定義。史瓦柏認為,大約在1765年到1850年期間,歐洲博學的東方專家以科學方法發現的東方事物之外,東方主義基本上更是一種「流行病」,影響了歐洲當時每一位主要的詩人、論文家、哲學家。史瓦柏認定的東方,指的是無論是業餘或專業的,凡是對任何有關亞洲事物感到狂熱,而亞洲在這些人心目中,等同於異國情調、神秘、淵博廣大、萬物根源的等等特質,這種狂熱心態,基本上與歐洲在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心態相似。當時把歐洲一切根源都歸功於希臘、拉丁古物,十八、十九世紀則再把目標移到東方。

研究東方主義產生的,除了一些有關東方的「正面」知識外,也是一種次級的知識——潛藏在神秘的東方神話故事中。或是可以說,塑造東方人成為高深莫測的刻板印象,以訛傳訛,就像啟南所用的最恰當形容:「東方變成歐洲集體對東方的白日夢。」

東方主義本身除了引發很多模糊的欲望、衝動等直接的意象聯想,以及抽象的引申寓意之外,那些研究東方主義的西方學者的心態,似乎更能印證,李維史陀所說的「具體科學」(a science of the concrete)的情形。就像某些花草,也許不能吃,但原始的心靈需要秩序,因此原始部落需要給每一種花草,一個安全、適當,可以方便隨時再擷取、發現的位置。如此,每一種事物在原住民心中都有一個角色,形成整體可以辨認的環境。原住民這種「基礎分類」,自有其獨特邏輯。就是這種邏輯,使得某些事物在一個社會是高雅、慈悲的象徵,到了另一個社會就是有害的東西。因此,任何一種分類的邏輯,都不是如預期的理性,也不是普遍適用的。凡是可以看得到的事物,都是經過人為分類、便別的,人們對他們的評估也是武斷的;只要有衡量價值,就會有爭議。

歐洲人心目中的東方,也游移在兩極:一個是西方人可以回溯的東方舊世界,如伊甸園、天堂,並以西方的觀點,來重建一個舊世界的新版;令一個東方是探險家哥倫布所發現並要建立一個新世界的地方。當然這兩個東方,彼此無法清楚地畫界,然而就是這種搖擺於兩者之間,異國誘惑的吸引力,和分不清的混淆,令人愉悅的特質,使得東方的概念變得有趣。

在東、西交流時,一個新的中介性範疇(category)興起:這個感知範疇就是,它容許西方人在看到生平第一遭的東方新鮮事物時,還是用舊的東方主義版本的眼光看待。就本質而言,這個範疇不是要接收新資訊,而是一個控制方法,目的要控制既定觀點不要被威脅到。如果人心必須驟然和全新的生命形式打交道——就像中世紀初期的歐洲人看待伊斯蘭教一樣,整體來說,歐洲人的反應是保守和防衛性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視伊斯蘭教為詐欺,而認為伊斯蘭教根本就是基督教扭曲變形的新版本,他們根據的就是歐洲先前的宗教經驗。

丹尼爾(Norman Daniel)有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事實上影響基督徒如何認知伊斯蘭教的關鍵,就是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作類比:既然耶穌基督是基督信仰的基礎,基督徒就不正確地假設,穆罕默德之於伊斯蘭教,就好像耶穌基督之於基督教。因此,伊斯蘭教就被西方封了一個爭議性的名稱「穆罕默德教」,還加了不好的封號——「騙子穆罕默德」。

從貝德(Bade)到馬丁路德等歐洲宗教領袖,都曾有過的大歐洲企圖——他們要把一個再現的東方放在歐洲面前,以和諧相容的方式,把歐洲和東方一起推上舞台。基督徒的想法就是要和穆斯林說清楚,伊斯蘭教只是「走錯方向的基督教版本」。

當迦蘭說,海柏格滿足了一般人的期望,我想,他不是說《東方目錄》一書想改正西方大眾已接受的東方概念,而是指這位東方學專家的書,更進一步證實了讀者眼中的東方。海柏格既不嘗試、也不希望改變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東方主義式的認知方式,《東方目錄》只是把偏見下的東方,再現得更清楚、更完整了。

塑造類型的限制,原本的用意就是要人瞬間毫無困難抓住一個類型,不過海柏格筆下對穆罕默德的角色塑造,卻是一個映像,因為「假先知」這個映像是那叫「東方」的整體戲劇再現的一部分,而它又是來自《東方目錄》所再現、塑造出的。

東方主義因而在此發揮了三方面的影響力:一是對東方,二是對東方學專家本身,三是對西方世界那些消費東方主義的讀者。我想,低估三方面交互影響形成的力量,絕對是錯誤。因為對東方而言,它被西方糾正、懲罰,正因為它置身於歐洲邊界之外,也就是外在於西方人心目中的「我們的」世界。東方因此被東方化,這個過程,不只使東方變成東方學專家的專業領域,也強迫原本未受他們影響的一般西方人,要接受他們所編定的東方符碼,認定這就是真的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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