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的人與摩托車騎士全然不同，他始終存在自己的身體之中，所以不得不時時刻刻想到腳上的水泡，想到自己氣喘吁吁；跑步的時候，他感覺到自己的體重，自己的年紀，他筆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意識到屬於他生命的時間。當人把速度的能力交付給一台機器後，一切都變了，從此，他自己的身體就出局了，他投身一種非身體性、非物質性的速度，那是一種純粹的速度，為自身而存在的速度，狂迷的速度。
要佔據舞台，就得把別人擠下去，這就得要有某種特殊的戰技了。舞者的戰鬥，彭特凡稱之為道德柔道。舞者向全世界下戰帖：有誰能比他表現得更道德（更勇敢，更誠實，更真心，更願意犧牲奉獻，更實話實說）？他會使出渾身解數，讓別人在道德上居於劣勢。
談話不只是為了填滿時間，相反的，是談話在分配時間，控制時間，並且強迫時間遵守它規定的法則。
緩慢的程度與記憶的強度成正比；快速的程度與遺忘的強度成正比。
存在所擁有的每一種新的可能性——就算機率微乎其微——都會徹底改變存在。
「選民」是一種神學概念，意思是：一個人不是因為有什麼功績，而是經由一種超自然的判決，套過上帝的自由意志，甚至是祂隨心所欲的意志，被選去做某件特別例外又超乎尋常的是。聖徒們正是在這樣的信念中汲取力量，才能承受最殘暴的酷刑。種種神學概念，一如這些概念的仿效心理，投射在我們平凡無奇的生活裡；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因為生活太過平凡而感到卑微，都渴望擺脫這種生活，渴望自我提昇。我們每個人都有過這種幻覺（或強或弱），認為自己配得上某種提昇，認為自己是注定、是被選去獲得這種提昇的。
「你的夢就像字紙簍，我把寫太蠢的那幾頁丟在裡頭。」
我們講述當代歷史的方式就像是一場大型演唱會，我們在其中連續表演一百三十八號貝多芬的作品，但是每一號作品都只演奏最前面的八個小節。十年之後，如果我們再辦同樣的音樂會，我們只會演奏每一號作品的第一個音符，也就是說，整場音樂會就是一百三十八個音符，讓人當作一段旋律表演出來。而二十年後，貝多芬的所有音樂將會化約為一個極長的高音，就像他聾掉那天聽到的唯一一個音符，極其尖銳，無窮無盡。
我們的時代為遺忘的速度著迷，為了滿足這個欲望，這個時代沉緬於膜拜速度的惡靈。時代加快腳步，因為它要讓人們明白，它不想再被人想起；它對自己感到厭倦；它對自己產生反感；它想要吹滅顫顫巍巍的記憶之火。
求求你，朋友。我隱約感覺到，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寄託在你快樂的能力之中。